沈演公（1868-1943）、唐駝（1871-1938）

心經

水墨絹本 / 水墨紙本　冊頁十六對開　一九三一年作

每開29.5 x 19.5 cm. (11 ⁵⁄₈ x 7 ⁵⁄₈ in.)

（一）
釋文：（文不錄）。
題識：（文不錄）。中華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三月十五日，世愚姪唐駝敬書奉薦。
鈐印：唐駝之印、字曰曲人
鄭健廬鑑藏印：夢菩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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‌註：唐駝，原名成烈，字孜權，號曲人，江蘇武進人，為近代中國知名書法家。善於題匾，時稱其風格為“唐體”。中年後致力於出版事業，以賣字為副業。他深感中國當時印刷落後，因此赴日三年學習當時先進的印刷技術。1912年加入中華書局，應聘為印刷所副所長至1935年。

（二）
釋文：（文不錄）。
題識：（文不錄）。辛未（1931年）春日圓照居士沈演公敬寫。
鄭健廬鑑藏印：夢菩廬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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‌‌註：沈演公，原名贊清，號雁潭，福建福州人。為沈葆楨（1820-1879）之孫，民國時期歷任廣東德慶、東莞知事及財政部印花印刷所所長等職，與譚延闓（1880-1930）交情甚篤。工書、詩及古文辭。

中華書局由陸費逵（1886-1941）等人於1912年創辦於上海，致力於教課書的編印，積極投入近代中國文化建設之中，在中國近代出版界扮演著獨特且重要的角色，在中國近代文化史、印刷史等領域亦有不可抹滅之貢獻。1927年5月，中華書局於香港開設分局，以港島皇后大道為選址。而後，又在香港設立印刷分廠，建立長期發展的據點，對香港文化事業影響甚巨。在整個三十至四十年代，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，香港吸引了許多文化界人士前來暫居，一時之間，香港中華書局群英匯聚，成為大量來港文化界人士必定拜訪及聚會之處，而這都與當時香港分局負責人鄭健廬鄭子展昆仲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鄭健廬（1892-1980），字子健，又名馭鑣、家騏，出生於廣東書香世家，與其六弟鄭子展（1898-?）於三十年代一同主理中華書局港澳地區業務，其家族亦長年於福建經營茶葉生意，與當地士紳及文化人士有著深厚交情。鄭健廬早年曾擔任廣東香山縣桂山公立小學堂校長，二十年代初赴上海，於愛國商人簡照南、簡玉階兄弟創辦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擔任營業總管處營業科長一職，深得簡氏昆仲的賞識與重用，也因此與同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任職的黃曼士（1890-1963）相識，成為密切合作的工作夥伴，並結為摯友。後來，黃曼士於1923年調任南洋主掌新加坡業務，而鄭健廬則於1925年任閩局局長。儘管分隔兩地數千里，兩人交情依舊。三十年代初，鄭健廬為陸費逵延攬加入中華書局，擔任華南區監理一職，管轄閩、粵、汕、港、星、廈、滇、梧八處分局，常駐香港，監督香港印刷廠建造工程。1933年，鄭健廬奉陸費逵之指示，前往南洋視察業務，順道拜訪黃曼士，兩人久別遽見，歡喜可知，互談別況，無限感慨。而在新加坡的考察行程中，黃曼士亦經常伴隨作東，盡地主之誼，此段歷程與互動在鄭健廬創作於1935年，由中華書局出版之著作《南洋三月記》中有詳細記載。

鄭健廬喜愛結交朋友，與當時的文化界人士相當熟稔，更與徐悲鴻（1895-1953）有著深厚的友誼。兩人相識於1928年，當時徐悲鴻因應福建省教育廳長、黃曼士之兄的黃孟圭（1885-1965）邀請，至福州小住，並出席福建省第一屆美展，廣交當地名士。三、四十年代，徐悲鴻多次遊訪嶺南，特別是在廣州、香港及澳門時，都由鄭健廬鄭子展昆仲接待，並且介紹徐悲鴻予當地文化及藝術圈人士。徐悲鴻來港期間多下榻鄭氏兄弟於跑馬地山村道的寓所，並設置臨時畫室進行創作，畫人文士接踵而來，極為熱鬧。本次拍賣中所呈獻鄭健廬珍藏之冊頁，多有徐悲鴻於1938年親筆題寫之簽條，此時徐悲鴻正在香港中華書局印刷廠拍攝作品以編製畫冊，相信便是在下榻鄭寓時所書。1941年底，日軍佔領香港，為躲避戰火，鄭健廬鄭子展昆仲於1942年離港，分別前往重慶與澳門。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（1923-2015）女士曾憶述當年徐悲鴻偕其從重慶郊區之磐溪，乘嘉陵江之小船，冒著日機空襲的危險，拜訪居於重慶的鄭健廬，每次相見並定促膝長談，雙方皆喜形於色，顯見兩家私交甚篤融洽。

本次“夏日芳華：中國書畫網上拍賣”將呈獻鄭健廬家族所珍藏之一系列書畫、扇面、拓本，以及富含重要歷史意義的手札冊頁，精彩內容豐富了研究中國近代文化人士互動與交流的重要史料，絕對是您不可錯過的精彩收藏。